二、几大疑点，揭开案件背后的谜团
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英明君主识破官员玩忽职守，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故事。
但深入探究，却发现其中存在三大情理不通之处。
其一，唐闰山只是普通军人，并无权势，洪洞县为何明知史灵芝已与姚小五婚配多年，仍强行将她押送至镇江？
朱元璋也指出洪洞县以不敢违抗“内府勘合”辩解不合理，因为内府下达的数十道文件，洪洞县大多未及时执行，唯独在押送史灵芝这件事上异常积极。
显然，“县官是个大坏蛋”不足以解释这背后的驱动力，那么究竟是什么利害关系，让洪洞县如此不遗余力地拆散史灵芝夫妇呢？
其二，王峕贵为刑部尚书，不可能为了唐闰山一介武夫徇私枉法，唐闰山也无财力贿赂他。而且在朱元璋对洪洞县处理方式不满，案件被上交至刑部由王峕亲审的情况下，王峕没必要偏袒洪洞县官员。
可他为何在问出“三岁婚约”后，还要派人去山西传媒人来南京问话？这真的如朱元璋所说的是“多余的事”吗？如果是，王峕为何要做；如果不是，必须调查的原因又是什么？
其三，王峕在调查“史灵芝案”时，只是“欲差人”去山西提取媒人，尚未做出最终裁决。朱元璋对他的不满，在于他调查“三岁婚约”，而不是裁决有问题。
从常理讲，调查与案情有关的细节是尽职尽责的表现，即便“三岁婚约”的调查看似多余，也不至于被朱元璋视为无法容忍的“持权妄为”。
朱元璋为何不等王峕审理完毕，就急于启动对他的调查并将其诛杀呢？
三、残酷军制，压垮军人家庭的大山
要解开这些谜团，需从唐闰山“卫所军人”的身份说起。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卫所制度，实行“其军皆世籍”，军官与兵丁世袭。
为维系世袭，采取了三项核心手段：一是让军官与兵丁将家属迁至卫所，形成“在卫军户”；二是朝廷拨给卫所屯田、马匹等，让军人从事农业生产；三是若出现军人逃亡或“在卫军户”繁衍中断，便从“原籍军户”中强制勾选男丁补充。
这种卫所军户制度可追溯到曹魏的军屯制度和“士家制度”。曹魏的屯田兵及其家属世代为兵奴和农奴，“士”死，其妻只能改嫁其他“士”，子女也只能与“士”的子女婚配，且家属会被当作人质。
明代的卫所军户制度与之类似，军丁成为明帝国的军事农奴，承受着沉重的剥削。他们前往卫所的费用需自己承担，许多家庭因此破产；到了卫所后，又成为军官奴役的对象，承担各种差役。
更残酷的是，军丁及其后代几乎没有阶层跃升的希望，若没有后代，“原籍军户”的兄弟子侄会被替补。
所以，明代只有军户逃亡，绝无民户主动成为军户，民户也普遍拒绝与军户通婚，军丁年过四十无婚配很常见。
朱元璋鼓励军士携妻驻防，有家室随行的士兵赏赐更优厚。这一政策形成固定规定：士兵原籍无妻室，可在驻地娶妻；有妻室则需原籍亲属送去完娶。
外军调入京城或发配边地充军，妻室必须随行。朱元璋此举有三个目的：一是让士兵繁衍后代，保证“军事农奴”代代相传；二是让士兵妻儿在卫所工作，如缝制军装、参与屯田；三是增加士兵逃亡成本，降低逃亡率。
然而，“军事农奴”的高逃亡率让朱元璋头疼不已。从吴元年到洪武三年十一月，就逃亡了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士兵，此后逃亡现象愈发严重。
朱元璋先是严惩军队将领，后开展“勾军清军”运动，但都未能解决问题。军中盛行“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”补足缺额，军户也会藏亲儿子，用养子代替。
四、权力博弈，小人物命运的无奈沉浮
了解了明代的军事制度，再看“史灵芝案”的三大疑点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洪洞县强行押送史灵芝至镇江，是因为唐闰山是镇江卫的士兵，当时明帝国正全面推行“卫所士兵与妻子儿女在驻防地团聚”政策。
这是朱元璋亲自关注的大事，洪洞县官员为了紧跟朱元璋的意志，贯彻朝廷的强军大计，选择牺牲史灵芝一家的喜乐悲欢。
朱元璋自然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不会在《大诰》中提及，以免暴露统治术的奥秘，损害自己的圣君形象。
刑部尚书王峕关注“三岁婚约”并派人调查，是因为这涉及元代的“收继婚”旧俗。唐闰山以“收继婚”为依据，声称史灵芝是自己的妻子。确认婚约的真实性，是刑部处理此案的必要前提。
若婚约为假，唐闰山的诉求将被驳回；若婚约为真，刑部将面临用旧法还是新法判案的艰难选择。
从判案角度看，王峕的做法是正常的法律程序；从政治角度看，他是为了在朱元璋关注的案子中，尽可能核查清楚事实，避免被挑刺。
可惜朱元璋对法律程序毫无概念，只信奉“朕即法律”，将自己的朴素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。
朱元璋愤怒诛杀王峕，一方面是他认为案子已经定调，史灵芝不能判给唐闰山，王峕调查“三岁婚约”是对自己的蔑视；另一方面，“史灵芝案”涉及军队和“收继婚”胡风元俗，朱元璋认为王峕调查“三岁婚约”没有贯彻他“消灭胡风元俗”的思想精神。
“史灵芝案”需要的是政治判决，而非纠结法理。朱元璋派人调查王峕，却未查出实质性问题，只能用笼统表述批判他。
五、真相隐匿，皇权下的悲剧与荒诞
在“史灵芝案”中，洪洞县地方官为了紧跟朱元璋的步伐，集体丢了脑袋；刑部尚书王峕因触及胡元风俗，被视为未紧跟皇帝意志，也惨遭诛杀。
民女史灵芝则在经历一番波折后，意外逃过与丈夫、孩子分离的厄运。但她不明白自己为何险些遭遇厄运，又为何能逃脱，大概率会庆幸遇到“明君”。
《御制大诰》未提及对唐闰山的处置，从朱元璋的话推测，唐闰山可能受到了惩处，但或许不太重。因为强迫“在籍军户”为士兵娶妻并送到驻防地，是明帝国当时的国策。朱元璋对造成案子的重要责任方兵部也只是轻描淡写，这似乎是在为兵部开脱。
在《御制大诰》第二十二条中，朱元璋对唐闰山这类人进行了批判。
他指出“弟收兄妻，子承父妾”是前元胡俗，一些刁顽之徒假借律法，破坏他人数十年婚姻，导致没钱的家庭夫妻分离，有钱的家庭则可出钱为“军事农奴”另买妻子。
这里完全隐去了唐闰山等人“军事农奴”的身份，对“军事农奴”制度只字不提。
为了塑造“明君”形象，朱元璋将一切责任推给“无藉之徒”和“贪官污吏”，不承认自己是荒诞悲剧的始作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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