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秋一词出现很早，最早见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马》，“中春，昼击土鼓，吹豳诗，以逆暑。中秋夜迎寒，亦如之”。这条史料将中秋与中春并列，中春是春季的中间一月即农历二月，中秋则是秋季的中间一月即农历八月。
但中秋节进入中华传统节令序列的时间很晚。目前根据现存史料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在唐朝之前，并没有中秋节这个节日。不仅秦汉时期的史料中没有关于中秋节的只言片语，即使是南朝梁代宗懔所撰《荆楚岁时记》等专门节令著作中，也找不到涉及中秋节的一鳞半爪。
唐高祖武德年间，朝廷下令大臣欧阳询、令狐德棻等人编纂大型综合类书《艺文类聚》，其中的《时令部》也只收录了元正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七月十五、九月九、寒食等节日，未见中秋节的记载。
中秋节的出现，是千秋节转化、古人玩月传统、道教长生信仰、域外习俗传入等各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
月亮每月都圆，为什么偏偏要八月十五
中秋节的重要来源之一，便是庆祝唐玄宗李隆基八月初五生日的千秋节。开元时期庆祝千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，就是君臣互赠金镜，即千秋镜。很多千秋镜都是月轮之形，是为月宫镜。一如张说《奉和圣制赐王公千秋镜应制》中“千秋题作字，长寿带为明，月向天边下，花从日里生”，以及崔膺《金镜赋》“玄蟾跃影于藻井。姮娥飞艳于前窗”等所言，月宫镜上面刻有月宫、桂树、嫦娥、月兔等月亮元素。千秋节后来虽然停废，但由其带动起来的铸镜热，却给予人们长时间的心理暗示，引导时人将注意力和兴趣点从千秋镜转向天上月，进而在八月初五前后将目光投向天空中的一轮明月。
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便有赏月、玩月传统。如南宋学人刘学箕《中秋玩月记》所言，“中秋玩月，古今所同者也”。早在中秋节出现之前，赏月、玩月就已经成为文人诗词歌赋创作的重要主题。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有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，汉魏《古诗十九首》有“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罗床帏”“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”。这一文人玩月传统发展到唐朝，最终催生出诗仙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
唐代之前，文人赏月并不局限于某一月，农历一年十二个月，每月十五都有人举头望明月，玩月诗在十二个月中基本上呈现平均分布状态。唐代之后，文人玩月逐渐固定在中秋即八月，玩月诗也大多是在八月，尤其是八月十五夜所作。唐人玩月时间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，既与千秋节的影响有关，也与唐人心中八月十五夜月的特殊形态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在唐人看来，一年之中月最圆时，莫过于八月十五夜。
唐德宗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福建士子陈可封“游在秦”，在关中长安无处落脚，只能暂且栖身于永崇里道观华阳观内。“西漂”期间，陈可封与“亦旅长安”的安阳人邵楚苌、济南人林藴、颍川（即今天河南禹州一带）人陈诩交好。这年八月十五夜，陈可封邀邵楚苌、林藴、陈诩赴华阳观，“修厥玩事”，一同玩月赋诗，以为乐事。
陈可封认为，玩月讲究时令节气，“冬则繁霜太寒，夏则蒸云太热”，只有夏日之后、冬天之前的秋季是最佳玩月时间。仲秋，尤其是“八月十五夕”最适合玩月，是中晚唐几乎所有士人的共识，八月十五玩月也成为中晚唐文人诗篇中的重要主题。
仰望圆月，是渴望团圆
和文人在地面举头望月不同，玄宗要亲自上九天揽月，飞赴月宫一游。据如柳宗元《龙城录》，大致在开元六年（718），玄宗与申天师、道士鸿都客三人，八月十五一起赏月。估计是因为地面望月有云遮雾盖之扰，玄宗不甚畅快，就让申天师作法，“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”，到达月宫广寒宫殿前。入宫后，见有十余个宫娥穿着洁白的“皓衣”，骑着白色的鸾鸟，在广陵大桂树下“往来笑舞”。一阵“嘈杂亦甚清丽”的音乐传入诸人耳中，玄宗根据记忆编成霓裳羽衣舞曲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盛唐之音《霓裳羽衣曲》的来历。
无论是文人举头望月，还是玄宗月宫一游，都与月亮在道家信仰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，和道教的长生乃至飞升观念不可分离。在道教的信仰体系中，月宫是仙界的象征，嫦娥之所以飞升月宫，正是服用了西王母给后羿的长生不老仙药。而同在月宫的玉兔、蟾蜍，又肩负制作仙药的重要职责。
从黄帝开始，秦皇汉武等历代帝王，几乎都有飞升成仙的愿望。以炼丹长生为特色的道教信仰，无疑给帝王们的不死追求提供了精神资源。李唐皇室自认道家始祖李耳后人，更是把道教地位提高到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。
开元天宝盛世时期，大唐经济繁荣，社会稳定，国力强盛，长安作为帝都，更是繁华无限。欣逢盛世的人们，自然想要在这盛世中，长寿长生、长享太平安乐。李唐皇室等上层政治集团对求道长生的不懈追求，引领了民间对道教信仰中万年长生之地的月亮的进一步浮想联翩。
而从八月五日玩月到八月十五望月的转化，则与安史之乱后，社会心理对团圆因素的强烈需求有关。渔阳鼙鼓动地来，霓裳羽衣黯然收。安史之乱整整持续8年，大唐和百姓一起从歌舞升平断崖式下跌为颠沛流离。而十五夜月圆满无缺，人们抬头仰望一轮圆月，自然会生发出对阖家团圆的无限祈求。在这种期盼团圆感情的加持下，人们开始赋予八月十五的流辉满月以别样的情思。
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》云“月好共传唯此夜”，徐凝《八月十五夜》亦言“一年无似如今夜”。八月十五望月祈盼盛世团圆、再造一统，成为人们怀念开元天宝盛世的重要心理载体。一如戎昱在八月十五日所作《八月十五日》诗中对玄宗时期千秋节的回忆所言，“忆昔千秋节，欢娱万国同”。
来自朝鲜半岛和西域的因素
在团圆成为人们八月十五望月的崭新主题的同时，来自朝鲜半岛和西域的因素，也在潜滋暗长地加入中秋节的形成进程中。
据唐初修撰的《北史》《隋书》和五代修撰的《旧唐书》等新罗史料，新罗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，《北史》记载“（新罗）八月十五日设乐，令官人射，赏以马布”，《隋书》所记与之略同，《旧唐书》亦言新罗在这天要“设乐饮宴，赉群臣，射其庭”，君臣共同欢宴过节，举行射箭等活动。
据日本僧人圆仁所作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，新罗之所以异常重视八月十五，是因为当年新罗与渤海国大战，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，终于在八月十五日这天取得胜利，遂“仍作节，乐而喜舞，永代相续不息；设百种饮食，歌舞管弦以昼续夜，三个日便休”。新罗的八月十五节，应该是在隋唐时期该国已有宴饮、射箭等节俗活动的基础上，经由打败渤海国重大胜利的纪念意义加持，最终发展为重要节日。
在东方朝鲜半岛外，西域似乎也有八月十五过节的习俗。据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四《境异》，龟兹国在八月十五日会“行像及透索为戏”。这两项节日风俗，一是“行象”，即把佛像安置在用鲜花等装饰的宝车上，众人簇拥着佛像在街衢巡行，有瞻仰、膜拜等宗教仪式，和舞蹈、杂技、戏曲等演出；二是“透索”，也就是跳绳。
在讲究百川归海、兼容并包文化政策的大唐，东方新罗和西域龟兹重视八月十五节日的传统，无疑也对中秋节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中秋节在宋朝最终形成
在千秋节转化、古人玩月传统、道教长生信仰、域外习俗传入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中秋节在宋朝最终形成。
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东京开封中秋节云，“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……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。丝篁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竽之声，宛若去外。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”。
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临安中秋节云，“八月十五日中秋节，此日三秋恰半，故谓之‘中秋’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，又谓之‘月夕’。此际金风荐爽，玉露生凉，丹桂香飘，银蟾光满，王孙公子，富家巨室，莫不登危楼，临轩玩月……至如铺席之家，亦登小小月台，安排家宴，团圆子女，以酬佳节”。
中秋节虽然没有正式在唐朝成形，长安百姓亦没有口福吃到月饼等节日美食，但诸如八月十五赏月等中秋节内核元素，已经在唐朝基本具备。长安一片月成为当时帝都文人和后世骚客绵延千年的文化乡愁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心理底色。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，文史作家吴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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